戚继光是明代著名的军事家，也是妇孺皆知的抗倭名将。戚继光的一生，大多都在马背上度过的，可谓戎马生涯，诚如其《马上行》所云：“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军旅一生的戚继光，不但赢得了人民的普遍爱戴，同时，也为后世留下了一批极其宝贵的军事财富。敌台，则仅仅是戚继光众多军事财富中的一种。
　　敌台的出现，既是军事发展阶段的产物，也是军事建筑史和城防史上的一个突破。诚如军事科学院王兆春先生在《戚继光对火器研制和使用的贡献》一文中所论：“戚继光创建的空心敌台……是对中国古代军事建筑学的巨大发展，”“不但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而且在建筑学上也有许多创新之处”（见阎崇年主编《戚继光研究论集》，知识出版社1990年出版）。
　　戚继光建造敌台，主要是其晚年镇守蓟镇期间的事。隆庆二年（1568）五月。戚继光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务之职赴任蓟镇。自居庸关至山海关的二干余里，虽然从明初就己开始修筑长城，但边防并不坚固。乃至“岁修岁圮”，以至酿成嘉靖二十九年（1550）的“庚戌虏变”——俺答突破蓟门直逼京师的局面。为此，戚继光到任以后，即与他的老上司、时任兵部尚书的谭纶相继向朝廷建议在加固长城的同时，修筑三千座敌台，后经兵部复议，允建一千六百座。敌台的分布，随地置形，即势险之处可以少建，平夷之处则要多筑，一般之地亦可稍疏，而冲要之处必须多设。
　　敌台的建造，凡历五防（每年春秋二防），费时约二年半，据有关资料统计，戚继光在蓟期间，先后总计建造了一千四百四十八座。这一浩大工程的出现，使明之“北边”边防大大加强，春秋二防驻守的士兵，可以少受雨雪风霜之苦，真正做到了“有墙可据，有台可守”，战守咸宜。因之，当隆庆三年（1569）的第一批四百七十二座敌台建竣后，便受到时人的高度评价，称之为“规制精坚，可当雄兵十万，为边境百年之利”。终戚继光在镇十六年，敌不敢犯，蓟门宴然。不但功高当时，更是誉在千秋。
　　不过，戚继光建造长城敌台并非这一创举的开始，而是这一创举的延续，也是其科学军事思想的升华。戚继光创建敌台的起点是台州。
　　戚继光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秋28岁时调任浙江都司佥事，次年起任参将，分部宁、绍、台三府，三十八年（1559）改守台、金、严三府，分驻台州。浙江是当时倭寇骚扰最严重的地区，在浙而言，则倭患之烈莫过于台州。戚继光至台后：“先按海上形势，多间谍，严号令，广询谋。与士卒草蔬野处。每遇贼至，奋不顾身……屡遇大寇，设谋咨划，辄令彼纠缠狼狈，自剪而死，若羊豕然。”至嘉靖四十年（1561），终于彻底平息了台州的倭患。
　　戚继光是一位天才的军事家。他在台州抗倭的八年时间中，屡战屡捷，一直立于不败之地，倭寇闻风丧胆。他之所以战功赫赫，完全在于其军事实践与军事理论的严密结合，以及战略战术与实际形势的高度统一，不断实践，不断总结，不断创新。戚继光创建敌台是从台州临海的桃渚开始的。桃渚是当时的一个千户所所城，是台州抗倭的第一前沿要冲。据明台州临海人何宠在嘉靖四十年（1561）三月所作的《桃城新建敌台碑记》中所述：
　　桃渚前岁被围七昼夜，城几岌岌，时千户翟铨膺是城守，羽书告急，公统大兵，压境长驱，以破巢穴，城赖以全，活者数万。斯视淮淝、渭桥、新塘之捷，不得专美矣。公后以东西一角为薮泽，蔽塞不通，因建敌台二所。城上有台，台上有楼，高下深广，相地宜以曲全，悬瞭城外，纤悉莫隐，以官府空基易价偿其费，人乐趋事，刻期台完，惠而不费，劳而不怨者乎。佥曰：桃城之立始自侍郎焦公，而台之建由于参府戚公。二公之功，其不朽乎!
　　《桃城新建敌台碑记》石碑刻成后就竖立在桃渚城的城上，具体位置即今桃渚城的西北角，亦即西敌台所在的位置。不幸的是，该碑于1988年3月14日夜为一精神病患者推倒砸碎，今仅存残片而已。而不幸之幸的是，桃渚城里村的《柳氏宗谱》和《郎氏宗谱》都收录有桃城新建敌台碑记》全文。
　　碑文告诉我们，桃渚敌台是“前岁”桃渚之战结束后建造的。对于“前岁”，从字面判断，可以理解为嘉靖四十年的“前”一年，也可理解为前两年。正确理解应该是前两年。这是因为，按我们台州的方言，当年的前一年称“旧年”，再前一年称“前年”，何宠碑文中的“前岁”，事实上是用了当地方言的时间概念。若是前一年，何宠在碑文中就应写作“去岁”了。碑文撰写于嘉靖四十年，那么桃渚之战无疑是在嘉靖三十八年。从文献史料的记载看，桃渚之战也的确发生在嘉靖三十八年，这在《台州府志·大事略》以及戚继光诸子编纂之《戚少保年谱耆编》的记载中都可得到证明。下引《年谱》为证：“嘉靖三十八年己未……夏四月……时桃渚被围月馀，危在旦夕，四面皆贼，道路阻绝，于十六日丁巳，乘雨登兵四枝，设伏以待。复命鸟铳手数十人潜计入城，广张旗帜以为疑兵。次日戊午，贼攻城，鸟铳齐发，弹死甚众，而堞上旌旗蔽日，贼以为大兵且入，互相怨悔而退。”而《台州府志》与《戚少保年谱耆编》都没有只字提及嘉靖三十九年倭寇曾侵扰过桃渚，更没有述及戚继光曾到过桃渚。综上所述，戚继光与倭寇的桃渚之战发生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四月，敌台即创筑于是年之战后。
　　需要说明的是，桃渚城敌台与长城敌台的功能和规模都是有所不同的。从规模上说，桃渚敌台相对较小，上下两层可容人总计也不会超过二十人，而长城敌台最初规划“四面广十二丈，虚中为三层，可驻百夫，器械鼷粮，设备俱足，中为疏户以居，上为雉堞可以用武（见戚继光《请建空心敌台疏》）。后因用费太巨，高由五丈改为三丈，可住百人改为可住五十人。由于桃渚城的规模较小（周长1366米），因此桃渚敌台的功能没有必要考虑驻兵防御，而是侧重在嘹望与观察，此何宠在碑记中也交代得明明白白：“悬嘹城外，纤悉莫隐。”长城（指明长城）长达六千多公里，它完全不同于城堡式城池，屯兵点又少，故长城敌台的功能则注重于屯兵与防御，而瞭望观察虽然重要，但却是第二位的。
　　在明代嘉靖年间，对台州人民来说，抗倭是最最重要的头等大事，因此，城防的安危，也自然是当时人们的头等大事。桃渚建造敌台这一举措，也就自然而然地在台州各地得到推广，无论是台州府城，还是各县县城，以及海门、松门二卫，健跳、前所、新河、隘顽诸所，估计均应建筑过敌台，因为这是抗倭战争的需要，也是形势所使然。
　　台州城有无建造过敌台？答案是肯定的。虽然台州的所有地方文献中，并无点滴有关台州城建筑敌台之记载，但《戚少保年谱耆编》却有所透露。《年谱》是这样记述的：“嘉靖四十年癸酉……夏四月，岛夷肆掠台州。分督新练兵，连捷于寺前桥、花街等处，大歼灭之。”这段话是对嘉靖四十年四月的总体概述，下文又详述云：“乃于二十七日丙辰昧旦，部兵自桐岩疾趋台州，期入城中会食。……台守王公乃发粟于城外，大兵方炊，遽报贼至。时台州久雨多倾圮，又因议建敌台，拆毁二十馀处未修……而贼己突入靖江山下，潜抵花街，距城二里，乃呼众谕以大义。”从“又因议建敌台，拆毁二十馀处未修”一语看，当时敌台建造工作已经开始，估计在此后的一两个月内，敌台即能建造完成。由此推论，台州城的敌台建成于嘉靖四十年（1561）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嘉靖四十年台州府城的敌台到底是谁建造的呢？我国古长城研究的权威人士罗哲文先生在《历史文化名城临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一书的序言中说：“临海古城墙……是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在台八年，会同台州知府谭纶，精心构思，精心设计，兴工改造的。即将城墙加高加厚，并创造性地修筑了十三座骑墙二层空心敌台。此外，罗哲文先生在《江南长城》（新华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一书的序言中也有类似的论述。与此稍异，胡长春先生在《谭纶评传》（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中亦云：“谭纶在任台州知府期间，亲自主持台州旧城墙的扩建工程。谭纶在旧城墙的改造过程中，多方募捐集资，精心规划设计，部分地改变了原有城墙的形制、结构，将其加宽加厚，四周用青砖包裹，中间用泥土夯实；并创造性地在城墙上兴建了13座二层空心墩台，以及大量的城堡、城门、城楼、瓮城。”
　　谭纶于嘉靖三十四年至三十八年间任台州知府；戚继光则于嘉靖三十五年七月分守宁、绍、台，至四十年十月师援江西。从总体上说，谭纶与戚继光在台州共同或各自修筑过城墙是没有问题的，《新建敌台碑记》即云：“大参府南塘戚公，有台、金、严之重任。公至，补弊救偏，兴革利弊，立体统，树勤职，谨斥堠，练士卒，坠者修，废者举，增城浚壕，靡不周悉。”可惜的是，台州的方志并没有给我们留下较详细、更具体的文字，我们现在也很难能把谭、戚在台修城的起迄时间、工程始末搞得一清二楚。至于桃渚城、台州府城敌台的创建，应该主要是戚继光的作用，谭纶似乎没有太多的参与。理由是：一、桃渚敌台，何宠的《桃城新建敌台碑记》明确记述“台之建由于参府戚公”；二、谭纶早在嘉靖三十八年出任东海道副使即已调离台州，往驻宁波。嘉靖三十九年九月升浙江布政司右参政，因丁父忧，谭纶于嘉靖次年三月十九日回江西守制，虽不久起复，但转战于江西、广东、福建一带，职守亦随之变动，任为福建巡抚。台州府城墙建造敌台时己远离台州。
　　据《台州府志·职官表》记载，嘉靖四十年的台州知府为李光宸，嘉靖三十九年为王可大。王可大于嘉靖三十九年到任，嘉靖四十年的上半年肯定还在任上，此上引《戚少保年谱耆编》“台守王公”云云可证。王可大在任时台州城即“因议建敌台拆毁二十馀处未修”，而是年戚继光基本上都是倥偬马上，并未在台州（临海）城有过稍长时间之停留，故筑台具体实施而主其事者应为王可大。
　　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我们可以得出  如下结论：台州城建造敌台，构思策划者无疑是戚继光，具体实施者应是王可大，王可大之筑台，则是根据戚继光的设计方案而实施的。王可大在嘉靖四十年离任，具体时日不详，若其离任尚未竣工，则继其事者当为李光宸。
　　再则，罗哲文先生以及胡长春先生都说戚继光或谭纶在台州城创建了十三座空心敌台，但都没有说明出处，以笔者之寡闻，至今仍不知这“十三座”之数确切与否。如果从《戚少保年谱耆编》来释读，至今尚有诸多疑问。《年谱》清楚地告诉我们，“又因议建敌台，拆毁二十馀处未修”，这“二十馀处”既然均为“议建敌台”而拆，是则当时建造的敌台应有二十馀座。再从现存城墙的所见之台基而言，北固山上共有八台，沿江一带则有十处（其中望江门  旁两处规模特小，不一定建造敌台），东面城墙己毁，难得其数，但彼此相合，似乎亦应以二十馀座较为合理。此疑只好待时求教于罗哲文先生与胡长春先生了。
　　概言之，戚继光在台州建造的敌台，与在北边长城所建造的敌台，两者无论是规模还是数量，均不可同日而语，彼此的不同，则正好体现了戚继光不断发展的军事思想和超人的军事才能，也充分演示出军事实践与军事理论的形成关系。
　　由于戚继光在台州抗倭及其修城筑台这一精彩的历史折页，使我们东海之滨的两座古城——台州府城、桃渚城，与燕赵边塞的明代长城——包括众所周知的北京八达岭长城，在文化内涵上也就有了无形的和必然的联系，倘能予以进一步的发掘，深入研究，彼此沟通，应该说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